長安八水-漢唐長安城與生態環境(1)

中國歷史上建都時代最長的城市是長安。長安作為首都已經有幾千年了。建都有十多個朝代和政權。其中一些歷年相對較短，甚至不夠具體。最長的是西漢和唐朝。西漢延長了200多年，唐朝也接近300年。唐朝繼承了西魏、周、隋朝，中間沒有中斷，總之，已經有500多年了。

這些王朝和政權以長安為首，各有各的具體因素，各不相同。劉邦首先建立了帝業，他的首都位于洛陽，專注于關東，然后決定了鼎關。之所以做出這個決定，是因為關中有四塞之險，可以防守，不用擔心其他勢力的顛覆。唐朝承周隋后，長安長期以來一直是國都，不需要其他關心。事實上，唐代所承受的不僅僅是這座都城，更是宇文泰以來形成的關隴集團的力量。余文泰原本是北魏武川鎮將軍，席六鎮的余力，據有關隴各地，與當地人民有關，浸假成為強大的軍事力量。近人治史，與關隴集團相稱，不是妄加之辭。由于周隋政權的變化，這種軍事勢力并沒有減弱，直到唐初才存在。唐高祖李淵從太原起兵，不是南下先據洛陽，而是指長安。當時王世充正占領洛陽，兵力還挺強大的，不應該立即與之角力。長安實際上是關龍集團的核心，長安不僅可以消滅王世充，還可以進一步消滅其他勢力。就這樣，當時沒有考慮關中的情況是否危險。關龍集團以關中為核心，不需要像劉邦那樣多事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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闕樓圖(西壁)

陜西省甘縣懿德太子墓

陜西歷史博物館現藏

秦漢時期所謂關中，是指河、華之間的地區。山名、雍也是水名。陜西千陽縣、雍山、雍水在陜西鳳翔縣，都在隴山附近。華指華山是黃河。就目前的地理而言，陜西省的中部是Xi、雍、河、華之間。這是一個可以從事農耕的富裕地區，周秦以來也是如此。這也是促使劉邦以關中為都的因素。在這樣一個富裕的地區，唐朝并沒有太大的變化，周隋兩代久居其地，已見其利，也不需要李淵多加用心。

由此可見，漢長安城作為一代國都的主要因素在于地理。雖然由于社會人事因素，唐代建都長安的地理因素與前代沒有明顯差異，但沒有必要多考慮。具體來說，漢唐長安城的生態環境相當優良，有利于當時國都的繁榮發展。茲特再次解釋，以幫助理解漢唐時期的歷史事件。

壹

漢唐長安城生態環境優良

劉邦選擇國都時，劉敬、張良等人都建議以關中為宜，盛加稱道關中四塞。四塞之說，并非起源于漢初，早在秦昭襄王時，謀臣策士就一再稱贊。何謂四塞？學者們一直有不同的解釋。當與周圍的山脈有關時，以塞相稱。關中南倚終南山，即后秦嶺。秦嶺高聳，只有幾條谷道通向南北。雖然是谷道，但也險峻，可以防守。秦嶺蜿蜒，位于長安城南，山勢深厚，不僅堪稱防守。關中西有隴山，東有蕭山。隴山雄敢于西鄙，蕭山委蛇于東疆，可設關守，而位于蕭山的函谷關，自戰國以來就聞名于世。戰國時期所謂關東諸侯，以函谷關為限。漢代，關東、關西幾乎成了當時人們習慣的話語。關中北側也有山，可與終南山相對。早在周代，詩人的歌唱就時不時地及到南山北山。但所謂北山，不僅僅是岐山。諸山雖然聳立，但并非連在一起，其間隔有些還是挺寬的，說到防御就不容易了。當時，四塞都設置了相應的關口，即所謂的蕭關，位于隴山北端，遠在今寧夏固原縣，更位于岐山之北。雖然對此有不同的解釋，但蕭關遠遠超過了關中、雍、河、華。這也是實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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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從義《太白龍丘圖》

紙本水墨，105.6×46.1cm

藏在大阪市立美術館

關中平原，河與華，在漢、唐兩代都可以說是五彩繽紛。作為關中心，漢、唐長安城附近也是如此。與現在有很多不同。當時的具體情況應該重新討論。雖然關中屬于平原，但實際上只是全國黃土高原的一部分。黃土高原由黃土堆積而成，黃土疏松，易被侵蝕，因此時有變化。黃土高原位于黃河中游。早在舊新石器時期，就有先民在其上徘徊，遺跡眾多，令人驚嘆，說明當時生態環境優良。

但到目前為止，黃土高原遍布溝壑，與以往截然不同。這當然是不斷演變的結果。然而，應該指出的是，雖然這是一個長期的演變，但最嚴重的是，這只是近五六百年的現象，而不是自古以來。漢唐兩代也在不斷演變，無法與后來的情況相比。遠在周代，渭水最大的支流涇水非常清澈，水底可以從水中看到。但到了秦漢兩代，涇水竟然很渾濁，有利于農田灌溉。如此渾濁的程度，竟然持續到唐代。在西周春秋及以后的一些時代，涇清渭濁成定論，甚至知人論世，也有此作比較。

但到了唐代，一變為涇濁渭清，杜甫等詩人的篇章，也常常涉及到這樣的稱謂，仿佛也成了定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黃河的名字，自古以來就被稱為河流，唐代被稱為黃河。河水呈黃色，腳證帶有大量沉淀物。這些都是黃土被侵蝕的現象。黃河流域廣大，這樣的侵蝕可能還是表面的現象，不是十分嚴重。關中平原不明顯，最多只是個別特殊現象。原來的變化就是具體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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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高《涇渭蜀紀實詩卷》(局部)

2733×29.6cm

黃土高原上是一種特殊的地形。所有平坦的地方都可以稱為原始。關中平原是總稱，其間原有很多。從隴山之東到華山下黃河之濱，連綿不絕。原有大有小，并不皆同。最大的當數是周人早周聚居的周原。原周原，相當于今鳳翔等四個縣的大部分，以及寶雞等三個縣的小部分。容易被侵蝕和切割。漢魏之間，周原被切割成積石原。到目前為止，岐山和扶風兩縣之間只剩下一小塊地方，已經是很小的原地了。但漢唐長安城附近原有的分割并沒有那么快。現在西安位于龍首原上。

龍首原東有銅人原，銅人原西南有白鹿原，龍首原南有少陵原、鳳棲原、樂游原、神禾原、畢原、高陽原、細柳原、馬吳原等。這當然是長期演變而成的。早在漢代就不是這樣了。漢代長安城南只有一個白鹿原，從灞水之西到漢長安城之西。東晉末年劉裕征伐后秦之時，就有人明白地如此指出，當非虛語。后來有人說漢代有少陵原，這是妄說，不可思議。因為少陵是漢宣帝許皇后的陵名，以陵名為原名，應該是漢代以后的事。南北朝時，李道元寫了《水經注》，提到了長安城附近的一些原著，沒有提到少陵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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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經注》由李道元撰寫·渭水下》書影

宜水又西北，枝合故渠，渠道有二流，上交水

與高陽原合作，北徑河池陂東，北注水

萬歷時期吳關校刊

后來到了唐代，原來的數量增加了，唐代已經有了上面提到的原始數量。唐代有兩種原始形式。有些原始和原始之間有河流，這似乎是隔離的。少陵原與白鹿原分開，少陵原與神和原分開。這是一種。在一些原始和原始之間，很少有明確的界限。近年來，西安市南郊三卦村在一個工廠建筑的基礎上發現了幾座唐人墓，墓中都有墓志。有墓志說埋在少陵原，有墓志說埋在畢原，有墓志說埋在鳳棲原。這個工廠的基地不是很大，即使是最大的工廠，也不可能占據涉及三個原始面。又是一種。

近年來，唐朝埋在長安城附近的墓志數百通，發現唐長安城外有許多小原。根據目前手頭的數據，不少于30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始原一些小原的地址可以確定，因為已經知道墓志出土了。地址已經確定，但是找不到原來的邊界，也找不到相鄰的原來的邊界，可能隨地都有不同的名字，原來的名字是由它的習慣決定的。上面提到的白鹿原，原本是直到漢長安城的大原。唐代有少陵原。以浐水為界的少陵原和白鹿原。白鹿原分出少陵原，這應不是人為的原因，而是浐水河床下切所形成的。浐水河床原本下切不深，浐水兩岸只有白鹿原一個原名。

浐水河床下深切，浐水兩岸原似乎分開，因此成為兩個原，并有少陵原的新稱。河床下切也是自然進化的一種方式。隋時期，浐水被引入長安城，其引水口至今尚未消失，未經測量，其引水口下距現在的浐水面，已有8米。隋朝就是這樣，引水口鑿在高崖的側壁上，難道不可笑嗎？唐長安城外的河流不僅僅是一條浐水。當然，所有其他河床都被切割。但下切雖深，河谷并未顯得寬闊。原面沒有縮小。原面確實增加了，原面土地的利用似乎沒有受到很大影響。唐長安城與漢長安城明顯不同。原面的寬度和窄度似乎沒有太大區別，可以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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闕樓圖(東壁)

陜西省甘縣懿德太子墓

陜西歷史博物館現藏

不僅有原，還有漢唐長安城外的河流。有八條河流。當地人自來就有八水繞長安的諺語。這句諺語可以追溯到西漢中葉武帝在位的時候。司馬相如在當時寫的《子虛賦》中明確提出：八川分流，相背異態。八川是涇、渭、灞、浐、豐、曲、潦。潦水就是現在的澇水。現在的交水應該是鎬水的源頭。這八川，涇、渭在城北，灞、浐在城東，豐、潦在城西，曲在城南，也繞城西向北流動。這八川，只有渭水是主流，其余七水皆是渭水的支流。在范圍不大的地區，一個主流同時有七個支流，四面環繞都城，在其他地方并不少見，根本沒有。之前有人說過:鎬水的來源是鎬池，這是錯誤的說法。河流的源頭怎么能只是鎬池呢？說不通。

到目前為止，這八條河流仍然暢流，只是流量減少了。其中，浐水更為顯著，到了盛夏，經常斷流，這在歷史上是罕見的。新石器時期，浐水東岸有半坡遺址。遺址出土的彩陶，陶器表面大多畫有魚形，還出土了釣魚工具，這清楚地表明當時在水中生產魚，否則當時的人怎么能如此熟悉魚。若當時浐水流量不大，甚至有時無水斷流，無法生產魚產魚，那么當時的人怎么能有呢？釣魚工具有什么用？新石器時期太長，可能不夠。近年來，在西安市南郊香積寺東北溫國堡發現沉船遺跡。這顯然是用于水上的船。現在水上有橋，方便車馬行人。其實現在潏水是很淺的。行人大可以脫鞋襪，徒涉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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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仇英《上林圖》卷(局部)

帕本綠，明，53.5×1183.9cm

臺北故宮博物院現藏

除涇渭兩水外，其余六水均起源于秦嶺北坡。為什么現在這些河流的流量大大降低？這是秦嶺北坡森林和植被破壞的結果。從來沒有專文討論過不馬。但這是明清時期的問題，與漢唐長安城無關。另一方面，漢唐時期這些河流的流量可以保持相當高，這也與當時秦嶺森林茂密、植被豐富有關。森林茂密，植被豐富，不受人為破壞，氣候溫暖，雨量充足。

氣候在寒冷和炎熱之間發生了變化。漢唐長安城所在的關中，實際上是全國的一個角落，不受全面現象的限制。盡管如此，它還是可以討論的。在半坡和江寨活動期間，當地氣候相當熱。現在，一些只能生活在南方的動物可以在半坡遺址和江寨遺址中找到遺骸，這就足以證明了這一點。新石器時代后也發生了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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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三輔圖

載于北宋熙寧年間·宋敏求寫《長安志》

至于漢代的氣候，有人說春秋戰國后繼續溫暖，有人認為戰國時期的溫暖期延長到景帝時期。詩人在西周賦予的詩篇中提到了終南山下的梅樹，可作為溫暖的物證。只有《西京雜記》提到了漢代關中梅樹的記載。據說《西京雜記》是葛洪寫的，不僅時代落后，小說家也難以置信。由于漢代長安城旁可種甘桔，既可種甘桔，梅樹也可生長。南方移植柑橘，中間還有一個過程。《三輔黃圖》有這樣一條記載:扶荔宮在上林園，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扶荔宮種植奇林異木、菖蒲、山姜、甘蕉12本，留求子、桂、蜜、指甲、龍眼、荔枝、檳榔、橄欖、千歲子、甘橙100多本。上木，南北異宜，歲時多枯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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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仇英《上林圖》卷文本局部

但司馬相如在《上林賦》中也曾說過：盧橘夏熟，黃柑橘橙。這兩個記錄是不同的。以甘桔為例，如果上林園種植的甘桔百本都不存活，怎么還能說盧桔夏熟呢？《論漢代氣候》中也引用了這兩條記錄。當時曾說過：兩者記憶不同。移植異木是一件大事。司馬相如在上林馬相如作賦，必然會被描述。后來沒有成活，和司馬相如無關。現在看來，當時對《三輔黃圖》的記載過于重視。雖然《三輔黃圖》詳細描述了漢長安內外的一切，但不是漢代人的筆跡，可能會引用舊典，也可能會有一些謠言。

其中間有不實之處，近來有人校正，為所指點者亦有若干。上林園種植的南越奇林異木未能全部存活，也可能與移植技術有關，不能逃避南北異宜與氣候寒溫的差異。此外，《三輔黃圖》還明確指出，種植的異木，歲時多枯。也就是說，也有成活。《三輔黃圖》是漢代后人的寫作，司馬相如則不同。當時司馬相如善于作賦，并為漢武帝所賞識。漢武帝讀完之后，他所寫的賦危都是漢武帝的遺篇。正當他的名聲最高的時候，他怎么敢有虛言以至于遭到漢武帝的譴責呢？如果盧桔在上林園不成熟，他怎么能在賦中寫出盧桔夏熟的名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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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仇英《上林圖》卷（局部）

絲本設色，明，53.5x1183.9cm

臺北故宮博物院現藏

之前不馬還引用了西漢末年泛勝所說的一段話。泛勝:宿麥可以在夏至后70天種植。而且種得早，容易生蟲，種得晚，不僅穗小，而且顆粒少。漢長安城說泛勝之話，應該是最重要的。白露已接近夏至后60天。東漢時，崔實作《四民月令》，還提到了白露種宿麥。他把麥田分為三種:薄田、中田和美田，白露種薄田，秋分種中田。種植美田十天。泛勝意味著種麥不宜過早，過早天氣太熱，崔實可以白露種薄田，不早種恐怕地薄長不出來。迄至現在，關中尚流傳有這樣的農諺：“白露種高山，秋分種平川”，仍仿佛泛勝之和崔實的遺意。當然，具體時間是否完全一致，還需要仔細計算。若彼此一致，泛勝時關中氣候已顯示轉寒。即便如此，也應該是西漢后期的事，因為泛勝于漢成帝時為議郎，去武帝時已久。

后來到了唐代，氣候變暖了。雖然可以在漢代長安城和關中種植梅樹，但可能并不常見。唐代梅樹是唐長安市常見的樹種，尤其是曲江。不僅長安有梅樹，關中也有梅樹。當時詩人李商隱路經關中偏西的扶風縣，還為當地梅花寫詩。扶風縣這樣，其他縣也應該一樣。唐長安市也有橘樹，唐朝皇帝曾以宮中橘樹結的橘子獎勵臣下，李德裕還為此寫了一篇《瑞橘賦》。這說明唐長安城雖然有橘樹，但種的不多。問題不多。種橘樹足以說明當時氣候溫暖。

正是因為氣候溫暖或溫暖，有利于森林和一般植被的繁殖和發育。漢武帝時，東方朔特別指出，長安城外的山上有豫章、檀香、哲等物品。它以豐富的森林、山上生產的礦物和山下農產品而被稱為陸地和海洋。這不是東方朔一家的話，司馬遷和后來的班固都和東方朔同時說過。有人說當時氣溫不高，森林不可能這么多。這種說法太勉強，難以置信。文獻記載了漢長安城附近的森林。若文獻記載不足以置信，地下發掘的遺物應作為證據。幾年前，承寧夏回族自治區的朋友們看到了寧夏南部六盤山下涇源縣發掘發現的許多原木。C確定為漢代遺物。遠在漢長安城西北的今涇源縣，緯度高，地勢高，正常溫度應低于漢長安城。漢代六盤山下有森林，怎么能說漢長安城南秦嶺上沒有森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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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華圖

載于元·李好文《長安志圖》

藏于國家圖書館

漢長安城南秦嶺上有茂密的森林，唐長安城南秦嶺上的森林也郁郁蔥蔥，在唐代詩歌中有更多的記載。據其記載，不僅滿山都是森林，山路兩旁都是森林，行人在山上行走，竟然很難看到太陽。還有記載說，由于山上到處都是森林，長安城曲江中可以看到水中反映的樹木倒影。這樣的記錄并不夸張，應該是可信的。

山上就是這樣，山下就更別致了。漢武帝時，司馬遷在關中的財富，除了南山的檀香和哲外，還提到了法律和杜竹林。法律和杜是兩個縣，該縣今天被稱為家庭縣。杜縣位于長安縣西北部，靠近漢長安城。司馬遷還特別提到，如果一個人在渭川（即渭水兩岸）有1000畝竹林，他的收入可以和1000個侯一樣。當時應該有很多這樣的人。

后來到了唐代，關中竹林更加普遍。縣東南有一個司竹園，周回百里，置監丞掌之，供國用。隋朝可能設立了這個司竹園。唐高祖在太原起兵時，女平陽公主聚集了許多人，在司竹園舉兵。竹園以外的竹園更多，向西延伸，直到隴山以西，杜甫在秦州(今甘肅天水市)的《秦州雜詩》中三次提到竹林。直到北宋，蘇軾在鳳翔親眼看到了幾處竹子花園。也許當地人在唐朝種植竹林，但在蘇軾時還沒有消失。當然，種植竹林只是植被中的一種，其他樹木也應該很多。唐代詩人在慈恩寺大雁塔上寫了很多詩。許多詩都提到了他們可以看到的樹木，這是一個非常美麗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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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沈周《竹林圖》

淺江，明，25紙.5×110cm

美國弗利爾美術館現藏

郁郁蔥蔥的森林，一般植被繁雜茂盛，這確實與溫度的寒熱有關，也與當地的溫度和降水量有關。《五行志》常被列入紀傳體史籍，記錄天氣的變化。漢唐兩代史籍如《漢書》及新、舊《唐書》，亦皆辟有專篇。長安城的天氣記錄比較具體，可以征信。與其他地區一樣，漢唐長安城也有干旱年和雨澇年。還有大旱和長澇。大旱常成災，但大旱年到底不多，還可以說是稀罕，兩次旱年的差距也比較遠。與旱澇相比，例如蜀雨更多。唐代長安城不止一次在長雨下排水不良，街道積水深，車馬行人被堵塞，城外河流也發生洪水事故。綜上所述，應該是雨量充沛，潮濕時多，干旱日少，有利于森林和一般植被的繁殖生長，更有利于農耕管理。

前面提到過，自明清以來，長安城外的河流流量大大降低，甚至盛夏干涸。由于秦嶺北坡森林和植被的破壞。漢唐兩代這些河流流量大，說明當時秦嶺北坡的森林植被沒有受到很大破壞。核實不是沒有破壞，而是破壞程度不是太嚴重。漢唐長安城都是都城，都城宮殿的建筑，需要相當的木材。石炭的發現和使用較晚。漢唐時期沒有這樣的東西。日常生活中的烹飪和取暖勢必伐木燒炭。漢唐長安人口眾多，木炭消耗量應該很大。唐末，長安市宮殿建筑所需的材料和木材曾遠遠取自蘭（山西蘭縣南部）和盛（內蒙古自治區準格爾旗東北部），表明秦嶺山沒有巨大的材料和木材。盡管如此，并沒有影響秦嶺山上所有河流的流量。如果有影響，應該是唐朝以后的北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