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書院在中國書院史上的地位

書院是古代文明的象征之一，是傳播中國文化、興辦教育、培養人才、交流學術的一種社會進步的組織形式。幾千年的教育制度，組織形式，辦學方向，大體上可分為兩種：“私學與官學”。書院則是代表中國封建社會時期的一種以私人創建為主，官方資助為輔的“私學”基本形式。

其特點是：“在個別著名學者領導下，聚眾授徒，積聚大量圖書，教學與研究相結合的私學體系”。從唐、五代至宋、元、明延續了近千年的歷史。而清代為了更進一步加強統治地位，鞏固政權，他們效法前朝，更加推崇朱子學術，將書院建設列為官辦，或者民辦官助，為封建皇朝直接輸送人才。江西在唐代就有許多著名的書院。有些在中國書院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曾為我國的文化、教育、學術研究都作出過重大的貢獻。白鹿洞書院、鵝湖書院、象山書院、白鷺洲書院，為中國書院創辦而總結了各自的成功經驗。

白鷺洲書院

千余年來，尤其是南宋以后，江西文化昌盛，人才輩出。朱熹、陸九齡、陸九淵、江萬里、文天祥、謝枋得等，他們不僅是一代賢臣忠良，更是一批有思想有建樹的儒學大家。他們與江西的書院建設，私人辦學的教育宗旨，培養士子賢才的教育思想，都有自己獨到的建樹，實在是功不可沒，功在千秋。

唐代江西書院的建設

《全唐書》所提到書院建置的有十一處。見于地方志，并注明為唐代設置的書院有三十三處，總共四十四處，其中江西有十五處，明確記載有講學活動的如江西吉水縣唐通判劉慶霖建以講學的皇寮書院。皇寮書院始建于唐，率先有了聚徒講學的活動，標志作為教育性質的書院已誕生了。

鵝湖精舍。據《鉛山縣志》卷十八載，唐貞元年間（785—805）進士李翱創建并講學于鵝湖。

景星書院。據方志記載，李勃出仕前，韓愈于元和二年（807年）曾寫信給他，勸他放棄隱居生涯出山從政，信中有“朝廷士類，引領東望若景星鳳凰，先睹為快……”等語，以景星命名書院，是當時的考慮，抑或后世為懷念李勃而命名，無從查考。但景星書院一直維持到元代。大德年間（1297—1307）黃澤曾任景星書院院長，地址在江西九府治東，唐李勃建。

義門書院在江西九江德安縣，“唐義門陳袞即居左建立，聚書千卷，以資學者，子弟弱冠，悉令就學”。短短的26個字就概括了該書院在唐代已經開創了私人聚書授徒的講學教育，比皇寮書院更進一步的書院教育機構形成了。為中國書院教育揭開了序幕。

梧桐書院在江西奉新縣，“唐羅靖、羅簡講學之所，山多梧桐故名”。有關梧桐書院始建年代是南唐，有關的記載大同小異。

桂巖書院在唐洪州高安縣境內北六十里，“環兩山之間，厥邃而深，水泉清冽而草木敷茂者同，即桂巖也”。宋代幸元龍《桂巖書院記》稱：“南容嘗卜此山開館授業。”幸南容，又名顯，字惕微。高安人（746—819），唐德宗貞元九年（793年）進士。與柳宗元，劉禹錫、李繹等同榜，結為道義之交，共勵“名節”。官至國子監祭酒，柳宗元稱其“肄力文學，頗獲士望”。自元和九年（814年）幸南容創辦書院起，至中和二年（882年）在唐代桂巖書院的60余年中，卻是中國最早，不僅藏書，而且聚徒講學的書院之一，“桂巖書院”在宋、明、清尚有多次修復。

白鹿洞書院在江西九江廬山，又稱白鹿洞書堂、白鹿書院、朱晦翁書院。唐貞元間，李渤與李涉兄弟在五老峰東西一個河谷小盆地中隱居讀書、講學。李渤畜一白鹿，甚馴，村民以為神鹿，因稱渤為白鹿先生，白鹿洞由此得名。

白鹿洞書院

“南唐升元四年（940年）在此建廬山國學，設官師，置田產，學徒常數十百人。”1934年盛朗西在其著的《中國書院制度》中是這樣說的：“書院之制創于唐末之五代。書院以白鹿為最早”。

1981年教育科學出版社出版的章柳泉所著《中國書院史話》中說：“作為講學授徒作育人才的書院，始于南唐升元四年建立的白鹿洞學館，亦稱‘廬山國學’。”

車樹實在《古代書院的形式與當前的教學改革》一文中也說：“嚴格地說來，真正作為聚徒講學的書院，是從白鹿洞書院的前身——廬山國學開始的。”

白鹿洞書院·朱子祠

書院是中國民間教育機構的一種體制，屬于私家鄉里之學興起的蒙學、義學、學館、家塾的范疇。書院之名在民間廣泛采用后，大都以人名，地名而命名全稱。千百年來也就形成了一個定律，也可說是私學名稱的專利。從唐代中后期到五代南唐已逐步開始向系統化、完善化邁進，已不再是僅限于皇家藏書的機構名稱了。書院名稱的演變已成定局。

宋代江西書院的興衰遞進

北宋中、后期有三次較大的興學運動，一是宋仁宗的“慶歷”興學，下詔：“各州縣設立學校”。二是宋神宗“熙寧”和“元豐”的興學，王安石執政推行“三舍法”，把大學分為“外舍、內舍、上舍”，主張“變風格、立法度、改科舉、興學校”。元豐二年頒布“大學學令”一百四十余條。三是宋徽宗的“崇寧”興學運動，由蔡京執政時發起“發展官學、削弱書院”的舉措，大大削弱了書院的辦學活動，一大批書院被毀。宋金戰爭，使長江以北的地盤陷落于金人之手，北方的書院遭到很大的破壞，尤其是享譽全國的嵩陽、睢陽等著名書院，幾乎全毀于戰火。

嵩陽書院

宋高宗南遷后，定都臨安（杭州），十幾年的流亡逃跑的南宋小政府，只能“姑從緩議”。直到紹興二十年，朝廷才感覺到沒有教育，人才匱乏，用人之難。于是匆匆興府學為太學，第二年又增建國學。可是，南宋的太學、國家、州、縣之學校，都是有名無實的，而在這種學校讀書的學子，大多是王公貴族子弟，他們名為讀書，實為“湖山歌舞”不知有天下大義，更無志去收復中原。

當時的兵部侍郎虞壽曾上書說：“竊怪夫近來州郡之學，往往多就廢壞，士子游學，非圖啜鋪以給朝夕，則假衣冠以誑流俗。而鄉里之自好者，過其門而不入。為教授者，則自以為冷官，而不事事，自一郡觀之，若未其害也，舉天下皆然，則實關事體也。……夫朝廷建一官，蓋欲使之治一職，荀以為迂闊于事，無補于時，曷不一舉而廢之！吏祿學糧，猶可省也。若以為化民成俗，長育人才，自學校始，祖宗以來，莫之有改，奈何使之名存而實亡乎！”像這樣的學校不如干脆停辦。

官學如此敗壞，學生又學不到“義理”，或“德行道義之實”，因此有志于“義理者”又無所求于學，為了更有效地適應“士病無所于學”。當時的一些有識之士儒家學者見佛教信徒依山林名勝之處，建立叢林，勤修禪道，所以效仿創立具有新型規模的書院。

當時著名的四大書院的白鹿洞書院和岳麓書院，因為朱熹和張栻分別在上述兩所書院主講過，聲名很大，而新起的陸九淵的象山書院和呂祖謙的麗澤書院，也與之齊名。所以清人全祖望說：“四家之徒遍天下，則又南宋四大書院也。”歷史上，書院最昌盛時期應當是南宋。而且還分成了各種學派。書院大興，勢在創新。而“四家”所指的是朱熹、陸九淵、張栻、呂祖謙四個學派。白鹿洞、象山二書院屬江西，在南宋四大書院中，江西占了一半。

鵝湖書院

南宋書院發達的緣由在于淳熙二年的朱熹、陸九淵、呂祖謙三家參加的“鵝湖之會”這次的鵝湖之會，首開了南宋以后的學辨之先河，為今后的書院講學爭鳴奠定了基礎。

以后，朱熹又為白鹿洞書院倡明學道，聘請不同學派的陸九淵為其學子講學，因此，對書院的發展起了一個很好的推動作用。各地相仿興建和恢復了一大批書院，一時書院發聘名儒學究講學，論道，蔚然成風。

書院的社會地位，聲譽空前，當時不少在官學學習的官宦子弟，成績優秀者，也紛紛轉學到書院來求學。一時間，書院大大超過官學，并有取代官學之勢。與北宋興官學棄書院形成了鮮明對比。由此，書院成了傳授朱學、陸學、呂學三家鼎峙的時代。書院以其特有的優點開辟了發達的道路。

據統計，宋代共有書院623所，江西就有229所，為全國第一。南宋江西的書院載于《宋史》和《宋元學案》的有：“廬山白鹿洞書院、信州的象山書院、鉛山的文宗書院（鵝湖書院）、吉州的白鷺洲書院等。它們均謂江西南宋四大書院。而豫章、友教二書院也是創于南宋，距今七百多年，規模都不小，而且一直延續到了清代。六所書院是江西古代文化發達的見證。

元代推崇理學，重視書院建設

13世紀初，蒙古族勃興于漠北，在數十年間，先后攻滅了夏、金，占據了整個北部中國。并于公元1279年滅南宋，統一了中國，建都于大都（今北京）。

元朝疆域遼闊，包括許多民族、政治、經濟和文化各不相同，因此，教育狀況也極不一致。而在中國內地，恰是漢民族集聚的地區，占全國人口的90%以上。同蒙古族相比，歷史悠久，經濟發達，文化教育進步。如何鞏固元帝國的統治地位，是元統治者面臨的一個十分尖銳的課題。為了適應這種復雜的情況，解決這個尖銳的矛盾，元帝國必須采用因襲舊慣的“柔化政策”，在武力鎮壓的同時，加強對政治思想的文化教育方面的控制，盡量吸收和爭取宋代原有的文官、武將，利用漢民族的知識分子；大力提倡程朱理學和宗教信仰，繼續推行科舉制度；注意保護和獎勵學校教育和書院制度。元帝國這一政策的貫徹執行曾發揮了重要作用，為當時大力發展書院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氛圍。與此同時，江西的書院數量仍然保持著全國第一的勢態，占元代書院建設的百分之三十。據《續文獻通考》載：“元代著名的江西書院達98所，其中鉛山州的鵝湖書院、稼軒書院、宗文書院等都列其內。”

元代朝廷十分重視崇尚程、朱理學，各州縣，主要官員都要親自過問書院建設，專設山長、教諭還為書院委派山長、院長，直至教授，增加撥款，實行民辦官助。元代書院以程朱理學講授治學而得以發展，程、朱理學的傳播深入民心又靠著元代書院的推崇而盛行。因此說，元代書院同程朱理學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岳麓書院

明代書院的興衰

明王朝建立后，十分重視人才的選擇。明初的幾代帝王都把教育的重點放在鼓勵薦舉，興辦官學和提倡科舉方面，對書院不夠重視，所以從洪武至成化，近一百年間，書院一直處于沉寂狀態。儒家學者多被吸收到官學中講學，讀書人有多種途徑獲得仕進之機，對私教的書院沒有什么興趣，也是造成書院沉寂的重要原因。

明代中期的成化（1465—1487）至嘉靖（1522—1566）是書院的極盛時期。書院由衰而興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官學流于形式，空乏，官場腐敗，科舉賄買，于是一大批士大夫紛紛興復創建書院，倡導講學之風。為救治時弊，所以書院逐漸興盛。根據各省方志統計，明代書院總數達1571所，大大超過元代。其中長江流域為646所，珠江流域為364所，黃河流域為229所，按省份統計，明代書院遍及19省，以江西為最多，有287所，浙江，廣東，湖南分別為151、147、102所。

明代中期書院大盛是與當時王守仁、諶若水等理學大師繼承和發揚南宋時期的書院講學之風，來發展影響書院的“講會”制度分不開的。

明中后期四次封閉禁毀全國書院對書院打擊嚴重，大傷書院元氣。最為嚴重的一次是天啟年間宦官魏忠賢專權排除異己所為。盡管如此，各地還是有許多書院在當地賢達志士的保護下保持了下來。

清代崇尚朱學，書院建設再創輝煌

清政府在對待書院的政策上，經過了一段慎重、保守、抵制之后，逐漸找到了系列控制漢人及儒家學士的辦法。因此才有了放手使之發展的勢頭。所以說清代的書院比宋、元、明各朝數量都多。據各省方志所查及《學案小識》《先正事略》《碑傳集》《續碑傳集》等書所載，清代設立的書院就有1900余所，包括復興的書院，重新改造的書院，合計有3847所。

清代設置書院的地區可以說比以前歷代都要廣泛，遍及全國各地，珠江流域為首，長江流域次之，黃河流域又次之。珠江流域書院創辦盛行與當時珠江三角洲資本主義萌芽經濟的發展是分不開的，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思想的更新，就連邊遠的少數民族地區，如云南、內蒙古、甘肅、廣西、新疆等也設立了書院。可以說書院林立，遍及全國32個省、直轄市、自治區和港、澳等地區，江西書院達991所，始終占據全國書院之首。

朝廷的重視，實際上是統治者對書院進行控制的一種寬撫官操的政策，基本上失去了原有書院的獨立自主的權力，因而清代書院發展雖多，但大多數是官辦性質，或者民辦官助，當然也有少數出現過私人性質的書院。

清代，朱陸學術之爭已無明中后期那種氣勢，相形之下，對朱陸學術，更無門戶之見。在這之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乾隆時鄭之僑和他的《鵝湖講學匯編》。

鄭之僑，號東里，廣東潮陽人。清乾隆二年（1737年）進士。五年（1740年）出任鉛山縣知縣后官至寶慶府知府。在鉛山任職期間，勤政事務，注重文化教育，捐俸銀為鵝湖書院增購學田，親自主持制定鵝湖書院的一系列教育學規戒律，親自為書院生童講課授業。著名戲曲家、詩人教育家蔣士銓就是當時一位備受鄭縣令賞識提攜的高材生。

鵝湖書院敦化育才

鄭之僑將鵝湖書院定為高等書院，推崇孔孟之書，光堯舜之道，尊循朱熹提出的“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的教學方法，來提倡他的“著緊用力，居敬持志”的新一套教學法。并分三種形式施教。總結歸納了鵝湖書院在倡導朱熹書院教育制度與實施學導式教學法，為封建皇朝培養輸送“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斯民”的賢士人才。從而達到儒學治國理天下之大業。

《鵝湖講學匯編》共12卷，首卷為之僑自撰的《鵝湖書院圖并說》《四賢本傳》《四賢贊》（轉錄）《鵝湖唱酬詩考》。二至八卷選錄四賢之書信、問答、序跋、論記及學規、條約、講義。卷九為雷宏的《鵝湖詩說》及鄭之僑的《朱陸異同論》《鵝湖學規說》《辛酉戒諸生八則》《壬戌示諸生十要》，卷十、十一廣泛收錄朱子以后至之僑止歷代文人騷客為鵝湖書院題刻碑記及詩文、雜、賦等。卷十二則為鄭之僑作《鵝湖書田志》。由于此書后三卷全為書院內容，所以《四庫提要》說：“書中大旨，多調朱陸之異同。其意蓋欲附于講學，然實則推以書院為主。故題詠名勝諸作，亦皆收錄。”也正因為如此，四庫官宦未將此書列入“子部、儒家類存目”，而入之于“史部、地理類存目”。這恰恰是鄭之僑《鵝湖講學匯編》的特色，更加顯示出其書保存書院文化，弘揚書院精神，崇尚程朱理學的重大研究價值。

江西在書院創辦中的教學特點和學風

千余年來，尤其是明以前，書院作為鄉間私學的支柱，不但屢禁不衰，且越辦越有新意，始終與官學相抗衡，培養出大批文化、教育學術方面的人才，為我國古代文明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用我們今天的觀點來研究書院的辦學，是能從中吸取一些有益經驗的。

書院教育的突出特點之一，是學術研究與教育教學相結合，江西歷代有名的書院，既是學者們探討學術的園地，又是當時一方的教育中心，主持人既是知名的學者，又擔任書院的主講，他們常常以自己研究的成果作為講學的內容，傳播學術，同時又通過講學檢驗和提高學術研究的成果，從而做到了教學相長，教育與研究相得益彰。

第二個特點是書院實行“講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百家爭鳴”的精神，這與官學實行的關門教育是大相徑庭的。淳熙二年的鵝湖之會曾為不同學派的論爭樹立新的范例，而淳熙八年朱熹邀陸九淵到白鹿洞書院作“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的講演，則首開了“講會”制度的先河，此后書院講會代代相傳，并逐漸制度化。

陸九淵理解讀書的只言片語

“講會”有宗旨、有規約、有組織、有規定的日期和隆重的儀式，盡管學者之間、學派之間主張不同、觀點各異，但往返講學辨難并不拒絕，明代中葉以后，各書院互通聲氣，著名學者不辭勞苦地千里赴會。

“講會”之風盛極一時，一直延續到清代。“講會”時不但講學者可以大張旗幟宣揚自己的學派，聽說者也不受地域或門戶限制，清初白鹿洞書院甚至明確規定：“書院聚四方之俊秀，非僅取于一域。或有遠朋，聞風慕道，欲問業于此中者，又不可卻”，應當承認、講會爭鳴的制度，是促進文化、學術發展的一個優良傳統。

第三個特點是書院授業以自學為主，書院大師對生徒講學，大抵是提綱摯領，生徒自治，以個人讀書研究為主。朱熹關于讀書的六大原則（即“居敬持志，循序漸進，熟練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是生徒的讀書指南。至于質疑問難，也是根據生徒鉆研體會的程度，不求一律，不拘一格。大師或明白解答，或略加啟示而令其自悟，或交眾人反復討論求證結果，總之是在大師啟發指導下，通過生徒的思索與研討，達到融會貫通。這些方法，顯然比那種先生講、學生聽，生硬呆板、死灌硬注的教學方法要優越得多。

學風方面，首先，書院師生注重創發，刻意求新的精神至為突出。

程、朱之學打破漢學專事訓詁的舊習，樹立以己意理解經典的風尚，開創了所謂“宋學”，這對于舊學問，是一個大推進，陸九淵敢于輕視程頤，對抗朱熹，在理學中別創了“心學”一派。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新發展。朱熹雖宗二程，卻能引申發揮，創立完整的客觀唯心論體系。那種繼承而后發展的精神，是他成為一代宗師的重要前提。

明代的羅洪先（吉水人），繼承王陽明的“致良知”學說，但并不停留在王學上，而著意加以補充修正。那些有創見的學者，多不肯迷信盲從，而是在無止境的創新道路上不倦地攀登。鍥而不舍，一心一意刻苦鉆研和教學，這是書院學風的另一突出表現。

書院師生治學，大都為了求得真學問，他們對于一心追求爵、祿、位等各種實利的市儈深惡痛絕。

陸九淵在白鹿洞“講會”上使得朱熹等人感動流涕，汗出揮扇的那段話，便是很好的注腳。陸九淵說：“今人讀書便是利。如取解后，又要得官；得官后，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毛踵，無非為利？”

明代的“朱學”大師吳與弼十九歲從揚陸學，在小鎮上讀四書、五經及諸儒語錄，足不下樓有整整兩年。他后在鄉講學，刻苦修為，前后積有五十年之久。故黃宗羲說他的學問“多從五更枕上汗流淚下得來”。

清代經學家江永（婺源人），以考據精斷見長，頗多創見，平日不問政事，一生孜孜不倦從事私人講學，先后達六十年之久。杰出的唯物主義哲學家。一代樸學大師戴震就是他的學生。朱熹一生治學極勤，著作甚豐，對經學、史學、文學、樂律以至自然科學均有貢獻。他曾遭權臣韓侘胄迫害，處境很壞，依然講學不休，寫作不輟。直到臨死前，他仍在教誨門人。這種勤奮治學，誨人不倦的精神，對后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書院的良好學風還在他的尊師重道，提倡師友砥礪，能者為師等方面，繼承和發展。

書院擇師自由，因為師者多能虛懷若谷。蔡元定比朱熹小五歲，聞朱熹大名，前往投師，朱得知蔡精于律呂象數之學，大驚說道：“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其后，四方來投朱熹門的，朱多令他們先向蔡元定請教。劉清之（清江人）是參加鵝湖之會的學者之一，當時的大學問家，黃干來投他的門下，他認為黃是可造之才，而朱熹比自己高明，為惜人才考慮計，毅然要黃干改師朱熹——這是任何名利心重，患得患失的人無法做到的。黃干在朱熹門下果然成為高徒，備受器重。朱熹執教，提倡能者為師，他也曾寫信給黃干說：“他事便可請直卿（黃干字）代即講席。”

書院中師生情誼也是很深的，羅汝芳與顏山農，就是動人的一例。羅汝芳，南城人，王學左派的創立者王良的三傳弟子，湯顯祖的老師。羅拜顏山農為師，極為敬重。山農因事下獄，羅賣掉田產為山農開脫，并入獄侍奉達六年之久，連廷試也不去參加。后羅年邁致仕，顏山農到他那里，羅仍侍奉不離左右，連茶果都要親自送到，他的孫子想代勞，羅說：“吾師非汝輩所能事也！”

承其精華，棄糟粕

書院是我國封建社會中、后期產物，雖發生、發展在民間，畢竟為封建制度培養了大量的佐治人才，書院的教學、研究內容，無疑宣揚了封建主義糟粕，必須堅決廢棄。

書院還常帶有某些宗教色彩，講學有時酷似佛教的講經，這是因為書院之設，受禪林影響頗深的緣故。連主持者的名稱也是向禪林學來的，禪林設“長老”、“住持”或“方丈”，書院設“山長”“洞主”“大師”或“齋長”。書院全都重視祭祀把儒家的先圣先師或書院的本師作為供祀的對象。到了元仁宗以后，為了求得科第的順利進行，書院竟發展到祀文昌帝君，這就更加令人生厭了。

書院之間，出于學派不同，往往門戶之見極深；有些名師的傳人，本人沒有真知灼見，純靠門戶出頭，常把前輩老師捧成偶像、捧成神人，這種把講學變成傳教，不但沒有絲毫創見可言，反靠口中符咒（學問變作了符咒）與手中棍棒壓人，這種學術文化的發展，是極為有害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