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江南天寺泉南佛國摩崖石刻

晉江市東石鎮岱峰山南天寺，原名石佛巖，又稱石佛寺，因南宋按懸崖雕刻的三尊大石佛，寺內外巖石上有四座古代懸崖石刻。1985年被列為福建省第二批文物保護單位，2013年被列為第七批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在四段古代的懸崖石刻中，最引人注目、最著名的是王十朋書《泉南佛國》。它刻在寺廟西北側的山坡上，陰刻楷書，雙行豎排，字徑高1.85-2米，寬1.5米，書法帥氣有活力，雕刻工相當細致精致，堪稱泉州歷代摩崖石刻的優秀作品。然而，自古以來，摩崖石刻的雕刻時間就不同了，令人費解。

古代對懸崖石刻時間的記載要么不清楚，要么與歷史事實不一致。今天可以看到的古代志書，最早的記載應該是明代何喬遠的《閩書》，稱：

岱峰山，有石佛巖。相傳未巖時，石有夜光三道。宋嘉定中，僧守凈異之，鐫彌陀、觀音，勢至三尊，刻“泉南佛國”四大字于傍。

之后，清乾隆《泉州府志》也有同樣的記載，說：

守凈，……嘉定還在安平岱峰山品嘗了石佛，并在附近雕刻了泉南佛國四個字。

從這兩個記錄來看，這個懸崖石刻是在南宋嘉定(1208-1224年)刻的，但并沒有指出泉南佛國這個詞是誰寫的。清乾隆、道光兩部《晉江縣志》記載如下:

安海城東大石佛寺在安海城東十里左右。沒有巖石的時候，石夜有三道光，僧守凈異，刻彌陀佛、觀音、勢至三像，高六丈以上。旁邊有大石，刻有泉南佛國四個字，王梅溪的筆也是。

雖然這兩個縣志指出泉南佛國四字為王梅溪，即王十朋所書，但并沒有明確說明其刻刻時間。

明確說明懸崖石刻的雕刻者(立石人)和雕刻時間的，是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福建水師提督吳穎寫的《南天禪寺紀念碑》，記載如下:

岱山石佛巖去城50里，泉之晉江也是名勝。宋嘉定丙子，一個安靜的師傅過了這里，晚上看到了三道亮麗的懸崖。他知道自己是山中的靈魂，于是籌集了三尊彌陀、觀音和勢至建造殿宇，因為他以石佛為名。后郡守王梅溪愛其山川之美，勒泉南佛國二字，以紀勝游。

這個紀念碑明確解釋說，泉南佛國的懸崖石刻是當時泉州縣十個守王來石佛寺的雕刻。時間是南宋嘉定丙子(九年，1216年)一個庵凈師建石佛寺后，但與史實不符。

王十朋，字龜齡，梅溪，浙江溫州樂清人，南宋紹興27年(1157年)狀元。據清乾隆《泉州府志》記載，他在乾道四年(1168年)出知泉州，五年除敷文閣直學士。新編的《泉州市志》更詳細地記載，王十朋四年(1168年)冬十月來泉州上任，五年(1169年)冬季卸任，六年(1170年)春季離開泉州，七年(1171年)在家中下崗。從這個角度來看，吳英記載，王十朋在嘉定九年(1216年)后刻下這座懸崖石刻，與歷史事實完全不符。然而，王十朋已經離開泉州很久了，他已經將近半個世紀沒有死了。由于這個原因，《閩書》和《晉江縣志》的作者可能記載不清，含糊其辭。

為什么古代對這座懸崖石刻的記載要么不清楚，要么與史實不符？原因可能是作者沒有親自或仔細觀察，因為這塊懸崖石刻在泉南佛國四個字的左右兩側也有一行小字。不幸的是，它的左下角的字跡已經漫漫。不清楚，應該是誰立的；右邊除了下面清晰的刻著王十朋書，上面還刻著年錢，就是刻這塊懸崖石刻的時候。當時，如果他們看到這一年的錢，就不會有這樣的錯誤。

今年的模型是垂直排名楷書，字徑只有8厘米。由于字徑小，雕刻不深，長期覆蓋苔蘚，字跡有點模糊，但如果清理或擴展，仍然可以識別。然而，不知何故，它在今天的記錄中出現了各種版本。

1959年，華僑大學陳允敦教授在《泉州名匾記錄》中記載，今年的款式為時至正正26年，乙酉7月乙未，但他認為泉南佛國四個字是南宋乾道年間王十朋任泉守時的標題，而這個簽款時間是元末人添加的。

2002年，晉江市文史研究者粘良圖先生在《晉江碑刻選》中記載，今年的款式為七月乙未，但他在《注釋》中說:其題為干道乙酉是干道的第一年(1165年)，與王來泉州的時間不符。

2012年，粘良圖和陳聰藝在《晉江碑刻集》中記載，今年的款式為時至口乙酉七月乙未，并在解釋中表示:從拓片到口乙酉，刻石的時間可能在元至元之間。

2013年，泉州文史研究者王明健、陳鵬鵬先生在《尋找王十朋在泉州的足跡》一文中記載，今年的款式為時至正26年7月B未

今年有這么多不同的記錄，哪個準確？筆者認為，《晉江碑刻集》中粘良圖和陳聰藝的記錄最為準確，因為他們是根據拓片記錄的，可惜年號是到x沒有判斷，錯誤地推測為至元。為什么說錯了？因為二十多年前，筆者去了南天寺，當時這行年款經過清理字跡后還能清楚地辨認出來，記得刻的年號是至正。由于這行年款用行楷書寫，正字行意濃厚，不易辨認。因此，陳云敦教授、王明健、陳鵬鵬先生將年號記錄為至正是準確的，但我不知道為什么。他們都在年號和干支年之間畫了一條蛇，加上了26年這個詞。因為這個年錢根本沒有刻這四個字，王陳濤先生也把干支年的乙酉記錄為自己的。查《中國歷史年代簡表》，“至正”只有“乙酉”年，而無“己酉”年，況且“乙酉”年是至正五年（1345年），而不是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這樣，這行年款就刻有時至正乙酉七月乙未，這是準確的。

上面提到，1995年，陳允敦教授在《泉州名匾錄》中寫道，這一行的年款與泉南佛國四個字不同時雕刻，而是元末人添加的。他是這樣描述的；

因為莊二三十年前主張否認鞏教授，所謂寺廟三石佛刻在嘉定年間。當時王十朋早逝，大膽得出這四個字是別人偽托的結論。今天，《晉江新志》和《西山雜志》所載，說明南天寺三尊佛像是在乾道年間塑造的。當十個朋友在春天守衛時，莊的否定自然被凍結。毫無疑問，這個詞屬于王十朋的書。至于旁邊簽字的時間，是元末人加的，不是王的筆跡，不能作力。

泉南佛國這個詞是王十朋寫的嗎？在這個年度模式的底部，有王十朋書這個詞。清乾隆和道光《晉江縣志》也記載是王梅溪筆；陳教授還將其與王十朋留在泉州的其他筆跡進行了比較，判斷其筆法和手法略有差異。因此，泉南佛國這個詞不會是別人的偽托，而應該是王十朋的真筆。

然而，王十朋在泉州的時候，岱峰山還是一片荒蕪，沒有大石佛和石佛寺，他怎么能妄自為之題寫泉南佛國四字呢？至于陳教授根據《晉江新志》和《西山雜志》所說的三尊大石佛，是南宋乾道時期塑造的。因為《晉江新志》是廈門大學莊為龔教授所在，1985年第三次印刷出版，沒有記載此事；《西山雜志》是清嘉慶年間晉江東石人蔡永寫的，從未讀過。新編的《晉江市志》和《泉州市志》引用了這句話，說:石佛寺，宋嘉佑元年刻石佛，乾道四年。嘉定丙子年寺擴建。這與清乾隆、道光《晉江縣志》的記載大不相同。據說《西山雜志》是一本手抄本，很多專家學者對它視而不見，認為里面有很多記錄不可信服。此外，粘良圖和陳聰藝在《晉江碑刻集》中記載，泉南佛國四字左下角仍刻有開庭緣比正圓化主僧普云立等模糊字樣。這些立石人很可能是石佛寺的僧人。所以說，“泉南佛國”四字既不可能是王十朋親自為石佛寺題寫，也不是他親自立石。

從這個角度來所書的泉南佛國這四個字從何而來？洛江區馬甲鎮的雙髻山(仙公山)下山口懸崖上刻著王十朋書和蔡希秋立的佛國懸崖石刻，通常被認為是王十朋親自寫的。石佛寺是從那里模仿的嗎？雙髻山只有佛國二字，陳允敦教授判斷它似乎是從南天寺模仿的，據說是民國時期模仿的。因此，石佛寺泉南佛國四字絕不是仿制雙髻山。因此，從以上情況來看，筆者認為應該是石佛寺僧人于元至正五年(1345年)七月十朋的筆跡。一個是為了表達對泉州士民先賢的敬仰和懷念，兩個可以增加寺廟的景點和文化內涵。

綜上所述，晉江南天寺(石佛寺)的泉南佛國懸崖石刻雖然是王的筆跡；但從考古學的角度來看，它不是宋代的石刻，而是元代的石刻。然而，它仍然具有重要的文物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