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家具史——唐代的“床”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的盛世之一，唐文化是當時(7世紀一9世紀)世界上最先進的文化。有英國學者曾說——“當西方人的心靈為神學所纏迷而處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國人的思想卻是開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

唐詩“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詩首一個“床”字讓很多人疑惑，這個“床”究竟是床是窗還是……對此，答案無數，其中有五種較有代表性的說法：一指井臺；二指井欄；三指“床”即“窗”的通假字；四則取床本義，即坐臥的器具；五解釋為胡床，胡床不是床，而是古時一種可以折疊的輕便坐具，像現在我們稱之為“馬扎”的一種坐具。

胡床是西北少數民族的生活用具，西北少數民族的生活習俗對唐代家具影響最大的便是胡床。而唐代家具由于其品類繁多、樣式豐富多彩，成為中國家具史發展時期的突破階段，僅“床”一概念，即寬泛、名稱繁多，值得一探究竟。

唐代的“床”

由坐席而轉為高坐具上的垂足坐是中國家具發展史中的一次大變革，雖只是家具的增高，但在社會生活中引起的變化卻很大，比如觀念，比如生活習俗乃至禮俗種種，甚至可以說牽一發而動全身，因此這一番變革并非成于一朝一夕，而是經過了一個持久的過渡。

唐代是低型家具與高型家具并行，也是跪坐、盤腿坐與垂足坐并行的時代。不妨以陜西三原唐李壽墓為例。墓葬年代為貞觀五年，即公元六三一年。墓中置石槨，象征墓主人生前的寢殿。石槨內壁滿布線刻畫，茵褥、隱囊、挾軾、筌蹄、胡床；食床、暖爐；棋局、雙陸局，畫中侍女捧持的諸般器具，表現了當日貴胄家居生活之一般，而家具的時代特征正由此見得鮮明，那么把它作為與后世便于比較的一個標識，也大致合宜。

▲陜西三原唐李壽墓石槨線刻畫摹本

這一時代的家具中，最為特殊的一類是所謂“床”，換句話說，即床的概念變得格外寬泛，—凡上有面板、下有足撐者，不論置物、坐人，或用來睡臥，它似乎都可以名之曰床。

比如作為尊位的坐具。《資暇集》卷中“座前”條：“身卑致書于宗屬近戚，必曰‘座前’，降幾前之一等。案，座者，座于牀也，言卑末之使不當授受，置其書于所座牀之前，俟隙而發，不敢直進之意。”作者李匡乂是唐末五代人。床作為尊位之坐具原可上溯到東漢及南北朝。尊者“座于牀”的情景，在唐代筆記小說中很常見。《太平廣記》卷三○一引《廣異記·仇嘉福》：“唐仇嘉福者，京兆富平人，家在簿臺村，應舉入洛。出京，遇一少年”，少年欲與之同行，而引其入華岳廟，“嘉福不獲已，隨入廟門，便見翠幕云黯，陳設甚備。當前有牀，貴人當案而坐，以竹倚牀坐嘉福”。所謂“貴人”者，太乙神也。

又《法苑珠林》卷六十四引《冥報拾遺錄》：“唐范陽盧元禮，貞觀末為泗州漣水縣尉，曾因重病悶絕，經一日而蘇，云有人引至府舍，見一官人過，無侍衛，元禮遂至此官人座上，據牀而坐。官人目侍者，令一手提頭，一手提腳，擲元禮于階下。”是牀在階上也。

兩則均為初唐故事。又唐末皇甫氏《原化記》中的“車中女子”，曰一入京應舉的書生被兩少年強引至一處，“攜引升堂，列筵甚盛，二人與客據繩牀坐定”，而后有女子乘鈿車至，“遂揖客入，女乃升牀，當局而坐”。此車中女子，原是一位很有俠氣的賊首。幾則故事中，除竹倚牀和繩牀是椅子之外，余之言床者，均是作為尊位的坐具。以唐五代繪畫為比照，這里的情景便很容易明白。如敦煌莫高窟第三二三窟北壁的一幅，繪佛圖澄為后趙皇帝石虎說法，佛圖澄立于左，右設一床，床上設案，石虎的位置，正是“當案而坐”。壁畫時代為初唐。

▲敦煌莫高窟第三二三窟北壁壁畫（初唐）

五代衛賢所作《高士圖》或者也可以引在這里，畫中占據居室中心位置的是床，床兩邊設凳，床上一具柵足書案，案上放著展開來的書，書帙卷裹著的卷軸置于案足。所繪坐具與前舉敦煌壁畫正是大致相同的格局。而《高士圖》本來有著刻意求古的成分。

▲《高士圖》五代衛賢（局部）故宮博物院藏

又有一種床，該算一般的坐具。《文苑英華》卷五一○錄崔融《耽書穿床判》，前述事之始末曰：“孔安家貧耽書，一座數載不移，故穿床。邑宰以為惰農，遂蒙笞責。廉使謂高賢。”崔融自是廉使意見的贊成者，以為邑宰“徒有望于勤農，終致慚于勵學”，此且不論，所謂“一座數載不移，故穿床”，是床乃坐具也。

又《太平廣記》卷三十九錄《廣異記》中的麻陽村人故事，曰辰州麻陽村人，有豬食禾，人怒，持弓矢伺之。后一日復出，人射中豬。豬走數里，入大門。門中見室宇壯麗，有一老人，雪髯持杖，青衣童子隨后。問人何得至此，人云：“豬食禾，因射中之，隨逐而來。”老人云：“牽牛蹊人之田而奪之牛，不亦甚乎？”命一童子令與人酒飲。前行數十步，至大廳，見群仙，羽衣烏幘，或樗蒲，或弈碁，或飲酒。童子至飲所，傳教云：“公令與此人一杯酒。”飲畢不饑。又至一所，有數十床，床上各坐一人，持書，狀如聽講。云云。“牽牛蹊人之田”，是用著《左傳》的典故，見《宣公十一年》。這里的“老人”原是河上公，“童子”乃王輔嗣，到了仙界聚在一處，《老子》的注釋家于是成為河上公的侍者。

唐人筆下的志怪故事多充滿人間煙火氣，故事中的這一場景也是從生活中來，這里仍不妨援圖作注。莫高窟第一三八窟南壁時屬晚唐的一幅，繪禪椅，繪衣桁，衣桁前面繪一張床，自是臥床，與它相對的兩具小床，“床上各坐一人”，其情景與麻陽村人眼中所見似乎相差無幾。此中另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便是禪椅與坐具的床并行，然而坐姿無異。

▲敦煌莫高窟第一三八窟南壁壁畫（晚唐）

平居宴飲時用為坐具的床，形制與臥床并沒有太大的區別，不過陳放的場合及附加的陳設不同而已，如故宮博物院藏《韓熙載夜宴圖》，如波士頓美術館藏宋摹《北齊校書圖》。張鷟《游仙窟》中說到主人公與十娘、五嫂見面后相隨上堂，堂設八尺象牙床和文柏榻子，三人會飲便周旋于此間。其后主人公與十娘偕往臥處，方有共眠之牀，乃屏風、彩幔、香囊、枕席，一一布置。《韓熙載夜宴圖》所繪與之仿佛，只是作成了連續的畫面。但力求寫實的畫家并沒有因此把細節忽略，他特別為臥床仔細畫出帳幔及其床側就寢用作掛衣的衣桁，而這也正是宴席坐具與寢處臥具的區別所在。

▲《韓熙載夜宴圖》局部故宮博物院藏

此外一種舁物之具也常稱作床。唐人傳奇《虬髯客傳》曰虬髯客宴李靖、紅拂于中堂，“家人自堂東舁出二十牀，各以錦繡帕覆之。既陳，盡去其帕，乃文薄鑰匙耳”。又唐張固《幽閑鼓吹》曰朱崖邀飲楊欽義于中堂，“而陳設寶器圖畫數牀，皆殊絕”，“起后皆以贈之”。又《太平廣記》卷一一五錄《廣異記》中的李洽故事曰：山人李洽自都入京，行至灞上，逢吏持帖云：“追洽。”洽視帖，文字錯亂，不可復識，謂吏曰：“帖書乃以狼藉。”吏曰：“此是閻羅王帖。”洽聞之悲泣，請吏暫還，與家人別。吏與偕行過市，見諸肆中饋饌，吏視之久，洽問：“君欲食乎？”曰：“然。”乃將錢一千，隨其所欲即買，正得一牀。與吏食畢，甚悅，謂洽曰：“今可速寫《金光明經》，或當得免。”這一類舁物之床，或者均為矮足之案。

矮足之案中又可以大略分出食床與茶床。朱慶馀《題任處士幽居》：“惜與幽人別，停舟對草堂。湖云侵臥位，杉露滴茶。山月吟時在，池花覺后香。生涯無一物，誰與讀書糧。”“湖云侵臥位，杉露滴茶牀”，其茶床式樣大約即如遼寧省博物館和臺北故宮博物院各藏一幅的《蕭翼賺蘭亭圖》所繪，為長方形的四足小矮床，陸羽《茶經》中說到的“具列”，也是此物。

▲《蕭翼賺蘭亭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關于食床，見敦煌文書《辛未年正月六日沙州凈土寺沙彌善勝領得歷》：“新六腳大床壹張，方食床壹張，新牙床壹，新踏床壹，故踏床壹，又故踏床壹，無當頭，肆尺小踏床子壹，畫油行像床子柒箇，新方床子壹。”（伯·三六三八）這是把食床與他床并列而顯出區別，可見各有形制與用途的不同。唐代食床目前可以判明形制的大約有兩種，前舉李壽墓線刻畫所繪下為壸門座者是其一。又日人寺島良安編《和漢三才圖會》，“食床”條為之繪出一個四足的小方桌，釋之曰“飯臺”，雖然時代后此很久，但依前引《歷》中的形容，且以茶床為參照，二者形制應相去不遠。《歷》中的“辛未年”，乃公元九一一年。而此際食床似乎正有過渡為桌子的趨向。五代詩僧齊己《謝人寄南榴卓子》：“幸附全材長，良工斫器殊。千林文柏有，一尺錦榴無。品格宜仙果，精光稱玉壺。憐君遠相寄，多愧野蔬粗。”錦榴，亦即詩題中的南榴，乃癭子木，以有天然紋理而為時人所喜。所謂“一尺錦榴無”，是癭子木鮮有大材也。或云此為陳列祭品的高桌之屬，似非。詩中所詠均與祀事無關，“仙果”、“玉壺”，都是酒食的美稱，后面的“野蔬”正作謙詞與它對應，則南榴卓子自是作為日常用具的食床之類，不過以“卓子”之稱而顯得格外引人注目，從這里卻也正可捕得觀念轉變的一點消息。

▲敦煌壁畫中的食床

總之，席坐時代家具的完備與成熟在魏晉南北朝時被打破，唐代作為轉型期，家具名稱、功能之間的區別變得模糊，或曰不很確定，同樣的名稱之下，卻未必有與之嚴格對應的器具，關于床的若干事例，正是反映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