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儒家思想對古建筑建設的影響
儒家思想和諧觀千百年來深刻影響了作為倫理意識物化的中國古建筑，從而產生了都城、宮殿建筑-王權至上的政治倫理及民居建筑的血親家族宗法倫理。因儒家倫和諧觀中“禮”的需要而形成的建筑等級制度，使中國古建筑成為封建統治階級維護社會穩定的工具。
中國傳統文化，是在不斷地爭鳴、演進、排斥和交融中發展的，而始終為各流派所尊崇、追求的文化理念“和”，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春秋后期，儒學從諸子百家中脫穎而出，成為古代中國占主導地位的思想，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某種程度上契合了統治者要求：“禮治”使統治者依照“禮”所確定的社會等級次序關系和名分規定來治理國家，即確認了等級觀念存在的合法性。儒家認為“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他們認為人從出身、地位、貧富等應有尊卑貴賤上下之分，而尊卑貴賤決定一個人在社會中受到的禮遇和個人行為。要維持這個不平等的社會秩序，就要尊奉“禮”。“禮”成為統治者治理國家的首要準則。
孔子把貴賤等級秩序當作立國的根本：“貴賤無序，何以為國”。“禮就是秩序與和諧，其核心是宗法和等級制度，人與人、群體與群體都存在著等級森嚴的人倫關系。”儒家把這種等級制度的建立看作是實現社會和諧的前提和要素。
作為一種主流文化，“禮”滲透到中國古代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尤其是建筑領域。建筑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建筑藝術也必然體現出以“禮”為主要內容的審美特征。中國古建筑也就成為了最具形象化的體現“仁”、“禮”和諧的物質存在。這種禮治理論事實上把森嚴的等級制度、不平等的社會制度合法化，從而促成一種社會關系平衡而實現統治階級需要、人們不去反抗的和諧氛圍。
建筑等級制度基本上沿著一個不規則的軌跡發展，從粗疏到細密，從宗教到世俗，在歷史演變過程中形成并加強。奴隸社會早期的建筑盡管相對簡單，僅就居住者身份的不同而在規模上有所差別。周代等級制度已相對完善，并且以“禮”的形態表現出來。建筑等級制度由禮制形態向亦禮亦法形態轉變，這一時期儒家思想萌芽并逐步有了較大影響，上述禮法制度得到了相應地執行；到了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唐代，建筑等級制度已經相對完善并進一步擴展，要求宮室之制白天子至庶人各有等差。宋、元基本沿襲唐制。明代皇帝自恃大漢正統，立國之初便制定出詳細嚴密的建筑等級制度并不斷修訂、補充，進一步強調儒家禮制。清人入關，對明代建筑等級制度進行了補充。建筑功能的分類，等級制度的細化，使建筑群體形象更為定形，而這一切的理論基礎大都來自儒家思想的倫理觀。
一、都城、宮殿：王權至上的政治倫理和諧觀
受儒家倫理觀影響最直接的是都城和宮殿建筑，它們所體現的是當朝建筑的較高標準和主流文化及統治者的意志。他們一方面強調皇權的“至高無上”，一方面強化等級倫理，渲染一種不平等的和諧觀。“城市是人類聚居地的擴大，隨著國家的產生，城市成了統治專制、經濟往來和生活享受基地。歷代城池的營建總是力圖在此基地里體現王權禮制和秩序。”由此可見，都城與宮殿的形制作為一種建筑語言，必然體現統治者對國家的統治意念。這種統治意念作為建筑語言的形成，從建筑原始的向心傾向，發展到嚴格中軸對稱、中為至尊的規劃布局，總體上體現了王者至上的政治倫理觀念。而這種理念卻是由儒家倫理作為介質滲透到建筑實踐中的。
(一)中軸對稱、中為至尊
“棋盤式”是封建社會理想的都城形制，體現了組織嚴密且嚴厲的政治倫理模式：生活在中心周圍的不同階層的人們，好似棋盤中的一個個“棋子”，便于中心之王的統治與管理，這是一種偏于冷峻的建筑文化。
《考工記?匠人》中描述周都城洛陽“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幾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據此可知，周王城的平面建筑形制是由對稱道路分劃的九區正方形，且王宮居中(如圖1所示)。這種方形平面形制，一方面體現了古人天圓地方的觀念；王者居中，便于對屬下千邦萬國的全方位統治；另一方面，“國方九里、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中單位數字最高者“九”字的反復使用，體現了帝王“九五之尊”之位。可見，周王城之制，反映了周人擇中營王國是“以土中治天下”、“居天下之中”的王權至上思想。這一時期，儒家思想尚在萌芽階段，建筑倫理理念尚未真正形成。
而隨著儒學的完善和影響的深入，歷代的建筑也就深深烙上了鮮明的烙印。
隋大興――唐長安城，棋盤狀將整個城市劃分為108格，每一格就是一個里坊。據(宋)宋敏求《長安志》記載：“長安最外為大城，又稱城郭。外郭內，中軸線的最北端，依龍首山建皇城，皇城又稱子城。”皇城中又建宮城，并通往龍首山的大明宮和含元殿。宮城占據了全城中軸線上最好的位置(如圖2所示)。據《長安志》引《隋三禮圖》的說法，宮城、皇城東西側的各三排布置的南北十三坊代表一年十二個月和閏月，皇城之南東西并列四排坊代表一年中的四季。這種棋盤狀的“里坊制”，使“王者居中為尊，對百姓繩之以禮”，整齊有序的建筑理念昭然警世。
明清北京城盡管廢除了“里坊制”，但城市的總體構架和棋盤式布局卻沿襲下來，并把“中軸對稱、中為至尊”的建筑思想推向高峰：嚴格的中軸線把朝寢、廟社、官署統一起來，外城、內城、皇城(紫禁城)、宮城層層封圍，且位于中軸線上，兩邊對稱分布的則是次要建筑，體現了封建等級的森嚴和王權為中心的政治倫理。“這種關于中軸對稱均齊的歷史嗜好與建筑形象，不僅具有禮之特性，而且具備樂的意蘊。可以說，這是中國式的以禮為基調的禮樂和諧之美。”居中之位，既有利于控制四方，也有利于四方進貢。孔子曾說：“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意即北斗星的運轉總是圍繞北極，北極恒定不動，而漫天的繁星以它為中心不停的運動，這種天象也正好象征人間秩序，天上世界的中央至尊對應地上世界的的中央至尊。《荀子?大略》有“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這種以“禮”為內核的王者至尊、天地秩序的對應，也暗合了“君權神授”，使王者至高無上的權利神圣不可侵犯。
中國古典建筑群體中“尚中”情懷，不僅取決于各單體建筑之間的相互關系所產生的外在審美要求，更取決于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內在社會倫理關系。在一個建筑組群中，不同的服務對象相應不同的建筑的大小，方位和裝飾，建筑群體成為政治秩序和倫理規范意識的載體。中國傳統建筑中，群體意識的倫理觀念尤其是辯尊卑、辯貴賤的社會功能被注重、被強調。為了突出皇家君權的地位和建筑等級觀念，歷代都有相應的規制法典對城制、組群、間架、裝修等等級做出嚴格的規定。
這種嚴格表明等級制度建的建筑，使人們清楚的明白自己的社會地位，安分守己而達成統治者所需要的“社會穩定
與和諧”。
(二)擇都之中而立宮
王權思想在城市規劃中的體現是“擇都之中而立宮”。
秦漢以后，宮殿逐漸成為帝王居所的專用名，始終在中國古代建筑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現存規模最大、最完整、也最精美的宮殿建筑首推北京的故宮。
故宮是中國古代建筑藝術的巔峰，還是封建等級制度在建筑中體現的典型代表。
故宮主軸線的空間序列滲透出濃厚的政治倫理。整個宮殿沿著一條南北向的中軸線排列，三大殿、后三宮、御花園都位于這條中軸線上，并向兩旁展開，南北取直，左右對稱(如圖3所示)。這條中軸線不僅貫穿在紫禁城內，而且南達永定門，北到鼓樓、鐘樓，貫穿了整個城市，氣魄宏偉，景象壯觀。古代匠師按照“禮”的要求，“擇中立宮”表現帝王至尊，即“中軸對稱，中為至尊”。其實這些手段，都是為了烘托皇權的威嚴，渲染皇帝、皇權的至高無上。“我們可以說故宮中的中軸是一個政治事件，一個指定的存在空間，一個身體的動線；它把我們的意向引向政治意識的形態中心，皇帝成為中心目標。”
故宮總體上可分兩部分：前朝和內廷，分工明確，不得隨便逾越，為了強調前朝的尊嚴和最高等級的地位，太和殿前面布置一系列的庭院和建筑。其前庭院平面方形，明朗開闊，是紫禁城內最大的廣場，有力地襯托出太和殿作為整個宮城主腦的地位，太和殿是皇帝上朝的地方，級別最高；保和殿是宴請外藩王宮貴族、科舉考試的地方，規格級別僅次于太和殿；而中和殿是兩殿之間的過渡，是皇帝祭天前休息的處所，所以規格再次一級。除了規模、藻飾、屋頂等有不同之外，從高度(三殿高度分別是35米、29米、27米)也可以看出，等級分明的建筑設計理念。
內廷是故宮建筑的后半部分，以“后三宮”――乾清宮、交泰殿、坤寧宮為主，它的兩側是供嬪妃居住的東六宮和西六宮，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三宮六院”。其規格和藻飾又不同于“前朝”，一是規模變小，二是圖案區別于前朝的“龍”而繪為“鳳”，三是尺寸均為“偶數”即“陰數”。
故宮是一部中國封建社會、封建制度尤其是中國封建等級制度在建筑中體現的活字典。這個龐大的建筑群，其實都是一個個獨立的四合院組成的，強調和追求的不是向空中的發展，而是在地面上的延伸，同時群體的序列有助于顯示統治王朝的威嚴。這種格局從倫理上說體現了儒家等級觀念，是封建社會體制在建筑領域的典型體現。
二、民居：血親家族宗法倫理和諧觀
作為中國古建筑的濫觴，民居無疑是中國古建筑這棵參天大樹的萌芽。人類自“巢居”、“穴居”開始，后來住宅為“宮室”，再后來叫“居處”，均指人類起居和戶內工作能遮陽、擋雨、避風的處所。“在房屋建筑到了一定成熟階段之后，便開始確立一些標準的住宅形式，最高級的稱為‘寢’，皇帝住的叫‘燕寢’，至于大夫以下的官員住宅則稱為‘廟’，一般的士庶人等居室就叫‘正寢’。”可見住宅也具有了一定的等級性。民居空間的等級和秩序化，不僅有功能上、視覺上的要求，而且也是禮制的表現。
民居的建筑等級倫理在群組建筑和單體建筑上有不同的體現。
(一)群組建筑
和宮殿建筑一樣，儒家倫理所倡導的宗法制度對中國傳統民居的影響也是深刻而廣泛的。住宅建筑中因其主人地位不同，相應規模、位置、裝飾均不同，按三綱五常的人際關系展開，建筑群體理想地體現了政治秩序和倫理規范。一目了然，尊卑分明，準確地表達了他們要表達的禮制制度的等級居住內容。
“在一個家庭里，以家長為核心與其他人等按照親疏關系構成了一個平面展開的人際關系網絡，在一個建筑群內部，建筑也因其服務對象不同，按照這個人際關系網絡展開，相應建筑的大小、方位和裝飾也不相同，使得建筑群體成為理想的政治秩序和倫理規范的具體表現。在這樣一個系統中，不可避免地、單一方向的秩序感會得到特別的強調。”統治者為穩定和鞏固自己的統治，提倡敬宗尊祖的禮制觀念和以孝道尊卑為核心的倫理觀念，以和君臣、上下尊卑有別的封建禮制相吻合，形成了同構對應現象，表現在民居建筑中則是聚組而居的大家族中的內外有別、上下有別、男女有別的庭院式居住形態。
“我國家族之制古矣，一家之中，有父子，有兄弟，而父子兄弟又各有匹偶焉。即就一男子而言，而其責者有一妻焉，有若干妾焉。一家之人，斷非一室所能容，而堂與房又非可居之地也。――其既為宮室也，必使一家之人，所居之室相距至近，而后情足以相親焉，功足以相助焉。然欲諸室相接，非四阿之屋不可。四阿者，四棟也。為四棟之屋，使其堂各向東西南北，于外則四堂，后之四室，亦自向東西南北而湊于中庭矣。此置室最近之法，最利于用，亦足以為美觀。名堂、辟雍、宗廟、大小寢之制，皆不外由此而擴大之，緣飾之者也。”
這種“庭院式”的建筑空間序列，隨著經濟的發展和階級地位的分離，使這些房屋的居住者就有很明確的“君臣、尊卑、長幼”之分了。漢代畫像磚形象地說明了“庭院式”建筑序列發展的痕跡。
“四川出土的畫像磚，整個住宅用墻垣包圍起來，內部再劃分為左右并列的兩部分。左側為主要部分，右側為附屬建筑。主要部分又分為前后兩個院落；最外為大門，門內有面闊較大而進深較小的院子，再經一道門至面積近于方形的后園。這兩個院子的左右兩側都有木構的走廊，與1953年發現的山東沂南縣漢墓畫像石所示日字形廟宇并無二致，可見漢代的住宅廟宇已使用規制整然的四合院了。”
山東嘉祥縣武梁祠畫像石(如圖4)，“在中軸線上雕有四柱式重樓……可了解漢代的四合院的組合，不僅繞以回廊或閣道，并且在院子左右配列對稱式的房屋。”
四合院式的住宅在漢代就已經很普遍了，“用圍墻和回廊包圍起來的封閉式四合院，不但從漢代到清末的住宅如此，宮殿廟宇及其他建筑也大都采取同樣方法。”
明清時期，四合院的等級性發展成熟。三進式的四合院很典型(如圖5所示)。其特點是沿中軸線由南至北分為門道、前堂、后室。前堂和后室之間由廊相通，兩側為前后相通的廂房。三進式四合院多有前、后或外、內兩院，形成內外分明的空間格局，婦女不能隨便到外院，客人不能隨便到內院。《禮記-內則》說：“禮始于謹夫婦，為宮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這種格局同時也要求人們在不同的倫理環境下應對不同居住者的身份，約束其遵守不同的行為舉止。
山西祁縣民居是中國封建社會頗有代表性的建筑實例。其形制和布局安排所表述的等級關系既系統、又條理，它所體現的是左上右下、東尊西卑的昭穆之制，是中國古代區別長幼、遠近、親疏、尊卑的、影響社會方方面面的頗有代表性的等級制度。如東廂房的屋脊高于西廂房，東廂房的尺度略大于西廂房，東廂房的人口也略大于西廂房。由此可見，等級制度在傳統民居中也是十分嚴謹的。
這種等級規定，經過儒學家們的完善、渲染和宣傳，從官員開始，一層一層傳至民間，上行下效，甚至在人們的心目
中，不再是統治者的規定，而和風水、風俗聯系在一起，如果超規格僭越等級，就會帶來不吉利的、不順遂、人死家亡等災難性事件。可見，這種等級制度，對人心的滲透到了神魔、迷信的程度。
(二)單體建筑
群組建筑的平面格局具有等級性，單體建筑的空間形態和規格也不例外。《禮記》中有堂階制度的規定：“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進入建筑的臺階高低也成了等級制度的載體。單體建筑的等級制突出地表現在間架做法上。唐代《營繕令》規定：“三品以上堂舍不得過五間幾架，廳廈兩頭，門屋不得過三間五架；四、五品堂舍不得過五間七架，門屋不得過三間兩架；六、七品以下堂舍不得過三間五架，門屋不得過一間兩架。”組群建筑的等級體現在房間的位置、大小、朝向等方面，單體建筑更多的是量的體現，如間、架的數量是非常嚴格的。“間”、“架”的數量在不同品級的官員是有著嚴格的區別的，如果越級越位，帶來的將是獲罪革職甚至更為嚴重的后果，如果平民百姓逾越這個界限就是忤逆犯上了。
《叨史?輿服四》中記載著百官第宅一直到百姓民居的等級要求：“一二品官員，廳堂五間九架，屋脊用瓦獸，梁棟、斗拱、檐桶青碧繪飾，門二間三綠油，獸面錫環。三至五品官員，廳堂五問七架，屋脊用瓦獸，梁棟。檐桶青碧繪飾，門二間三架，黑油錫環。若是六品至九品，則廳堂三問七架，梁棟飾以上黃，門一間三架，黑門鐵環。所有品官房舍，門窗戶精不得用丹漆，至于布衣百姓，規定則更為茍刻謹嚴，庶民廬舍，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不過三間五架，不許用斗拱，飾彩色。三十五年復申禁飾，不許造九五間數，房屋雖至一二十所，隨其物力，但不許過三間，正統十二年令稍變通之，庶民房屋架多而問少者，不在禁限。”
從這繁瑣而詳盡的規定中，不難看出，封建社會越發展到后期，等級制度愈發嚴格。作為社會底層或中下層的平民百姓，在這種長期的熏陶和濡染中，也把這種等級制度看成了天經地義的。他們在日常行動或建筑活動中，自覺地執行和遵守了這種禮制，使得封建理念愈發深入人心而成為維護封建社會巾不平等和諧的強有力的精神桎梏。中國古建筑因此也清晰地體現了這種精神。歸根結底是儒家倫理渲染的結果，統治者大力推崇儒家思想，儒家學說極力滲透這種“等級倫理”理念，相輔相成，相得益彰，進而強有力的影響了古建筑和建筑文化。
眾所周知，宗法制度是中國傳統社會的一套始終維護和持續不斷的以血緣關系為紐帶、以等級關系為特征的社會政治和文化制度，而這種制度，之所以能夠長期滲透在各階層人們的內心，是和既被封建統治者所推崇，又被平民百姓所接受的儒教文化有著直接的關系。孔子社會理想的初衷是善良而美好的，他希望有一個和諧、安寧的社會秩序和團結互愛的人際關系，他的這種理想和主張，被具有社會控制權的統治者充分利用。因此，儒家及后來的傳人一步步把這種理想和理念加以完善并逐步成了統治階級麻痹人們的思想武器的時候，這種不平等的和諧理念就完成了自己的體系。特別是漢以后，因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維護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制，變成為維護宗法理論社會的主要依托，也成了禮制、禮教的主要職能。在這種情況下，等級觀念滲透在人們的潛意識形態里，也就不足為奇了。
以理性和秩序為中心的儒家思想逐漸成熟，到封建社會的晚期明清時代，已經在我國的文化領域處于絕對的主導地位，其成熟的標志是封建統治者將理性和秩序濃縮為“規范”二字，以求得封建社會的長治久安和適應封建社會的穩定和發展。這種以理性和秩序為內核的“規范”，在仁、禮的外在形式表現下，象一個有一定活動空間的籠子，將人的活動束縛其中，使每一個社會個體的生活和活動下意識地自覺接受其制約，而這種外在強制性規范，融化為內在的自覺要求，使得社會個體總是不斷地檢查和反省自己，調整自己與社會需求之間的差距，遇到個人和社會發生沖突時，總是自責、妥協、退讓，這種規范既成了束縛人們思想的框架，又成了支撐人們精神的支柱。在既有的人倫秩序中安守本分，維護和諧，主張個體要以群體大局為最高價值取向，讓每一個社會個體都自覺地去對這種禮儀頂禮膜拜，代代相傳。
這種對群體意識的過分強化，作為傳統倫理的價值觀，對維護整體和諧，確實有其合理的內容和促進和諧的作用，但同時也往往忽視個體的存在價值，阻礙個性發展，壓抑人的創造性，限制了主體意識的張揚。影響封建社會幾千年的儒家禮制教育和倫理教化，一方面成就了統治階級倡導的不平等等級制度下人與人關系的和諧，另一方面也從客觀上阻滯了人們思想的進步和發展，但他們的初衷是實現自己意志下的“和諧”和社會理想下的“和諧”。但有一點無法否認，由于儒家文化的巨大影響和深厚沉淀，這種思想倫理，至今還影響著我們的民族、我們的國家，成為我們傳統文化、傳統建筑文化的寶貴遺產。
“基于禮的需要而形成的建筑等級制度，是中國古代建筑的獨特現象。”儒家倫理和諧觀中“禮”的需要而形成的建筑等級制度，對中國古代各類建筑都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把中國古代建筑高度程式化，從古建筑布局、規模組成、內部構造甚至細部裝飾都納入等級之列，在體現嚴密等級制度的同時，也形成了固定的形制，使中國古代整個建筑體系系統化、規范化，從而客觀上保持了建筑體系發展的持續性、獨特性、統一性，保證了中國古代建筑按照一定規范的標準水平發展，從而形成了中國古建筑的獨特特征和持久流傳，這是其積極意義所在；第二，拓展了建筑的功能，中國古代建筑類型的形制化附加了意識形態和象征意義，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古建筑突出的不是它的功能特色，而是它的等級倫理意義，換句話說，其社會警示和教化作用高于其建筑本身的功能；第三，由于過分強調其形制，過分程式化、等級化，也就很難創新，而成為建筑發展的枷鎖，結果是嚴重束縛了建筑設計和技術的革新，阻滯了中國建筑體系的快速發展。盡管如此，瑕不掩瑜，這種在禮制浸潤下的中國古建筑，其凸顯出來的“和諧”倫理理念，仍然成為世界建筑文化中最具特色的財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