匾額中的中國古代廉政文化

匾額是中國古代建筑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不僅有說明建筑名稱的作用，也起到激勵教化的社會作用，而起到教化作用的匾額可以脫離建筑，具有相對獨立的意義。在古代社會，匾額分為官匾與私匾，官匾就是皇帝欽賜、朝廷官員官方題寫的匾，官匾之外的便是私匾。除了標識類匾額外，具有教化功能的匾額按匾文內容再細分，一般分為科舉功名匾、宣揚高尚品德的宣教類匾額、體現家族榮耀及祝福高壽老人的慶賀匾、表揚清明廉潔的清廉匾，等等。其中與清明廉潔相關的匾額簡稱為“廉匾”，這類匾額包括匾文內容與廉政文化相關，還包括題匾人或受匾人是清官廉吏者。“廉匾”的意義與其他類型的匾額有很大的不同，它的背后往往有著具體的人物故事，涉及到的清正廉明官員，不論是地方官員還是中央官員，獲得了百姓認可就是百姓真正的衣食父母，值得當代人去聆聽他們的事跡，對當代廉政文化建設也具有啟發意義。

一、廉匾中的廉吏

在古代，題匾、送匾、受匾、掛匾的過程儀式感極強，題匾人越有聲望，掛匾的儀式就越隆重，在當時是一種社會風俗和文化活動。匾額中的文字叫做榜書，不是一般人能夠寫出來的，所以題匾的人一要有學問，二要有一定書法造詣，三得是社會名人或在地方頗具聲望的人，綜合這三點，官員是最佳人選。古代官員一般都是經過嚴格的科舉考試選拔出來的，科舉考試對學識和書法都極為看重。因此，在古代，百姓都樂于邀請官員為自己題寫匾額，而官員為弘揚道德、拉近官民關系也會接受邀請甚至主動題匾。匾額是代表個人和家族的榮耀之物，不是隨便哪位官員都可以贏得百姓的尊重而受邀題匾，只有那些真心為百姓服務、拒絕貪腐、為百姓謀福的清官廉吏所題寫的匾額，才會使百姓光耀門楣。

每一塊“廉匾”的背后都是一個公正廉明、清風兩袖的故事。“廉匾”按性質分有皇帝親自題寫的“皇家廉匾”，用于賞賜清官廉吏或懸掛在皇宮中自省；第二種是家族匾，家族中幾代為官并都很清廉，或是有一人為官，但因政績斐然，受全社會公認，也可以代表自己的家族受匾；第三種是由清官廉吏為百姓題寫的匾額。

在“皇家廉匾”中，大家最熟悉的應該就是“正大光明”匾，這是一塊懸掛在乾清宮中皇帝龍椅上方的匾額（圖一）。“正大光明”四個字最初由順治皇帝題寫，后又經過了康熙、乾隆兩位皇帝的摹寫，目前乾清宮中的匾額應是乾隆帝的“御筆”。“正大光明”一詞出自宋代朱熹的《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八《答周益公》：“至若范公之心，則其正大光明，固無宿怨，而惓惓之義，實在國家。”皇帝將這四個字制作成匾額，不僅是要求自身要做一個言行正派的君主，也是時刻提醒前來面圣的大臣為官辦事是否能做到正大光明。

現存的“皇家廉匾”數清代康雍乾三代最多，其原因與這三代統治者的勵精圖治分不開。清代統治者善于總結前朝的教訓，認為朝廷的腐敗是國家走向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比較重視政治吏風、嚴明紀律，也涌現出很多清官廉吏，名垂青史。

故宮內的昭仁殿西室北向懸掛著乾隆皇帝題“慎儉德”匾，“儉德”二字源于《尚書·太甲上》：“伊尹作書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意思是節儉的品德。這方匾是乾隆重視節約的品德，皇帝倡導儉樸，社會上就容易形成風氣。乾清宮的西廡是清代政務文書周轉的批本處，此處有康熙皇帝題的“慎幾微”匾，意思是要謹慎檢點萌芽中微小雜念、嚴格律己、防微杜漸。故宮內的這些廉匾供皇帝觀看、欣賞以及自警。

皇帝會題字賜匾給具有高尚品質的官員，而且不一定是一對一的頒賜，也許是很多官員共同擁有皇帝題寫的匾文。根據清代王士禎所著《池北偶談》的記載，康熙二十一年（1682），廣西巡撫郝浴上疏康熙帝，請求頒賜御筆“清慎勤”三個字以示勉勵。郝浴的奏疏下發到有關部門合議，得到了批準。康熙皇帝于是依從其請求，御筆親書“清慎勤”三個大字，并命人制成匾額（圖二），派遣使節將這些“清慎勤”匾額分賜給天下各省督撫。“清慎勤”三個字要追溯到西晉晉武帝司馬炎之父、三國時魏國權臣司馬昭之口。他說道：“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大意就是司馬昭告誡官員，做官應當清廉、謹慎、勤勉，只要堅持這三種品質，哪里需要擔心地方治理不好呢？

此后，清、慎、勤三個字就成為了為官之道。在2000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中，由于統治者“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提出的政治倫理對士大夫們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甚至對普通百姓也都有潛移默化之效。因為士子們深受儒家這一套政治倫理的熏陶，所以在中國古代官場，盡管也有不少貪污腐敗、行賄受賄、殘民以逞、敲骨吸髓的事情發生，但那些從科舉正途出身的官員，多少還是想著點自己的臉面名節，甚至胸中充溢著“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情懷，為功名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中國歷代產生的清官廉吏，其事跡被人們用戲曲、影視、小說等形式廣為傳誦。北宋前期對科舉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很大程度上堵塞了買官賣官與任人為親的途徑，從根本上解決了門閥政治的再起和軍將擅權的基礎。大量沒有任何家族背景的中下層士人進入政府機構，官員的廉政素質有所提高，對宋代吏治清明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宋代最著名的清官就是被人們成為鐵面無私“包青天”的包拯，包拯生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考中進士，為官期間以廉潔著稱，他執法嚴峻，不畏權貴，肅正綱紀，懲處貪官贓吏。有關包拯所題寫的匾額沒有查到相關記載和實物，目前我們可以在包拯祖籍安徽和主要任職地河南開封等地的包公紀念館看到歷代文人為包拯所題的匾額。如在安徽合肥包公園內的包孝肅公祠堂中就有三方匾（圖三），正殿上方高懸“色正芒寒”匾，意思是星光清冷色純正，也借以稱頌人的品行高潔正直。左匾上“節亮風清”四字，為清乾隆年間廬州知府肖登山所題；右匾上“廬陽正氣”四字，為光緒年間左錫旋所題。殿的上上下下，到處都可以看到歷代文人墨客留下的關于包拯廉潔品質的楹聯。包拯不僅本人為官清正廉潔，而且要求后人如果步入仕途，也必須努力做到為政清廉，他在《家訓》中寫道：“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

明初重典治吏與積極推行科舉制度并舉，對于廉政的建設起了積極的作用，因而，明朝前期百余年中，政治比較清明，“民人安樂，吏治澄清者百余年”。這對于明初社會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具有積極作用。明朝時被人們稱為“青天大老爺”的是“海青天”——海瑞。海瑞，海南瓊山（今海口市）人，明朝著名清官，一生經歷了正德、嘉靖、隆慶、萬歷四朝。他自幼攻讀詩書經傳，立志日后如果做官，就要做一個不謀取私利、不諂媚權貴、剛直不阿的好官，因此他自號“剛峰”，取其做人要剛強正直、不畏邪惡的意思。嘉靖二十八年（1549）海瑞參加鄉試中舉，初任福建南平教渝，后升浙江淳安和江西興國知縣，推行清丈、平賦稅，并屢平冤假錯案，打擊貪官污吏，深得民心。據傳，百姓曾制作一塊“海青天”的匾額贈與海瑞。在武漢市青山區張公山寨明清古村落李莊有一方“明鏡高懸”匾額，上面書寫有“嘉靖四十五年丁卯季春月吉旦”和“任戶部云南司主事海瑞仝立”。

明初重典治吏與積極推行科舉制度并舉，對于廉政的建設起了積極的作用，因而，明朝前期百余年中，政治比較清明，“民人安樂，吏治澄清者百余年”。這對于明初社會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具有積極作用。明朝時被人們稱為“青天大老爺”的是“海青天”——海瑞。海瑞，海南瓊山（今海口市）人，明朝著名清官，一生經歷了正德、嘉靖、隆慶、萬歷四朝。他自幼攻讀詩書經傳，立志日后如果做官，就要做一個不謀取私利、不諂媚權貴、剛直不阿的好官，因此他自號“剛峰”，取其做人要剛強正直、不畏邪惡的意思。嘉靖二十八年（1549）海瑞參加鄉試中舉，初任福建南平教渝，后升浙江淳安和江西興國知縣，推行清丈、平賦稅，并屢平冤假錯案，打擊貪官污吏，深得民心。據傳，百姓曾制作一塊“海青天”的匾額贈與海瑞。在武漢市青山區張公山寨明清古村落李莊有一方“明鏡高懸”匾額（圖四），上面書寫有“嘉靖四十五年丁卯季春月吉旦”和“任戶部云南司主事海瑞仝立”。

清代“康雍乾”時期是封建王朝最后一次盛世，在一個吏風較為嚴明的時期誕生了很多為后世稱頌的清官。后人選出的“清代十大清官”有于成龍、張伯行、湯斌、施世綸、彭鵬、劉統勛、劉墉、朱珪、曾國藩、曹振鏞，這十人當中有八人的為官任期在“康雍乾”盛世之間。清代并不實行“高薪養廉”的政策，各級官員俸祿并不高，因此，官員能做到廉潔實屬不易，若能做到既清廉又有頗高的政績，在清代的近三千名大臣中，也許只有幾十人做到且為后人敬仰。

清代的帝王喜好題詩、題詞，也愛題匾賜人，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匾額遺產和書法藝術作品。湯斌（1627～1687），字孔伯，號荊峴，晚號潛庵。河南睢州（今河南睢縣）人，順治九年（1652）中進士，踏上仕途，選宏文院庶吉士，授國史院檢討。湯斌也是政治家、理學家暨書法家，官至工部尚書，卒謚文正。康熙十八年（1679），康熙帝下詔舉行博學鴻儒科的科舉考試，湯斌前去應考，一舉拔得頭籌，授翰林院侍講。

于成龍（1617～1684），字北溟，號于山，山西永寧州（今山西省呂梁市方山縣）人。崇禎十二年（1639），參加鄉試，省城太原考場考官公然行賄受賄，徇私舞弊。于成龍在考卷上痛陳時弊，直抒胸臆。結果正榜無名，勉強考取了個副榜貢生。進入清朝后，于成龍繼續致力于應舉。順治四年（1647）至順治八年（1651），于成龍到太原崇善寺開辦的學校學習了4年，但順治八年（1651）的鄉試中，于成龍又落榜了，這年他已經35歲。順治十八年（1661），于成龍入國子監學習，結業后準備出仕。初入仕途的于成龍最先在廣西羅城當縣令，僅三年時間就將這個亂城治理，“是金子總會發光”，從此之后，于成龍開始大展他的政治才能，并屢次得到提拔，在平定三藩之亂的過程中立大功。于成龍為官期間整頓吏治、重視教育和科舉公正、辦案公正嚴明。

陜西留壩縣張良廟的大殿上懸掛著于成龍親書“相國神仙”的四字匾額（圖四），匾長2.26、寬1.06米，木匾四周繪有祥云彩繪圖案。匾的右側題有：“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部河道提督軍務加六級特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又加四級于成龍敬書”，左側為“康熙三十八年歲次乙卯仲夏月谷日”。

康熙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賜于成龍的“高行清粹”匾。“高行”一詞源于《管子·法法》：“故雖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圜也。”“高行清粹”是康熙對于成龍高尚品行的一種肯定。并且，康熙皇帝認為于成龍完全符合《周禮》中考察官吏的“六廉”標準：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于成龍不僅廉潔，還能善待百姓、推行政令、謹慎勤政、公正執法、嚴格守法、明辨是非，被康熙皇帝譽為“天下廉吏第一”。

蘭考歷史上出現過一位杰出人物——被康熙譽為“天下清官第一”的張伯行。張伯行自幼聰敏好學，十三歲時就通讀了《四書五經》。康熙二十年（1681），張伯行考中了舉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中殿試三甲八十名，賜進士出身。

張伯行為官二十余載，清正廉潔，從不接受別人的饋贈，也不帶家眷赴任。張伯行做江蘇按察使，堅決反對向上司送禮，同時也不會收取別人向他饋送的禮金，并作《禁止饋送檄》：“一絲一粒，我之名節；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寬一分，民受賜不止一分；取一文，我為人不值一文。”這段話用八個“一”表達了作者慎獨、慎初、慎微的思想，體現了張伯行的高風亮節。

張伯行的清廉之風傳到康熙皇帝那里，康熙南巡到江南時召見了張伯行，提拔他為福建巡撫并親賜“廉惠宣猷”匾。“廉惠宣猷”表達了康熙對張伯行清正廉潔、惠及百姓的做法很認可，也想讓天下人都知道張伯行的功績。

南京中國科舉博物館展出兩件清代狀元王杰的文物，一件是書法對聯，一件是題詩石璧。王杰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辛巳恩科狀元，陜西韓城廟后村人，歷任內閣學士、會試主考、學政、各部侍郎、軍機大臣等，為嘉慶時期的首輔。王杰在朝身擔要職十余年，為官清正、敢于直言，尤其在對抗和珅時更是表現了剛正不阿的精神，最終審倒大貪官和珅。后人稱其為“真狀元宰相”。

現存關于王杰的匾額數量相對較多，有乾隆和嘉慶兩位皇帝御筆親題的恩賜匾，更多的是王杰為別人所題的匾，如“芹宮試浪”匾、“泮水鐘英”匾。

“芹宮試浪”匾，上款“欽差提督福建學政翰林院修撰加三級王杰為”；下款“新進生員林永上立乾隆三十一年丙戌歲次秋月吉旦”。“芹宮”指學堂，“試浪”指科舉考試。既有褒揚受匾人在科舉的道路上初試牛刀取得的成績，還有勉勵受匾人今后要精進學業、大展前途、為國效力之意。

“泮水鐘英”匾，是王杰題給秀才胡瓊的，從字面上看，匾意為學校英才濟濟。泮水，是指古時學宮前的水池，狀如半月形，此處是學宮、學府的代稱。鐘，集聚。英，英才。

除以上清官的相關匾額外，還有很多廉政匾額，如雍正、乾隆年間的名臣孫嘉淦寫下了《居官八約》并制成匾額（圖五），《居官八約》的內容為“事君篤而不顯，與人共而不驕，勢避其所爭，功藏于無名，事止于能去，言刪其無用，以守獨避人，以清費廉取”。孫嘉淦嚴格奉行自己的八項準則。

清代鄭燮不僅是著名書畫家，文學家，也曾入仕，鄭燮于乾隆元年中進士，后當過范縣知縣，為官清廉，勤政愛民，治理災荒親歷親為，為百姓所愛戴。鄭燮善于畫竹，竹正是代表了清正的形象，關于鄭燮最著名的匾額就是“難得糊涂”匾（圖六）。

二、科舉制度對古代官員廉潔品質的影響

中國科舉考試制度是中國古代廉政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科舉的誕生便是為了公平公正選拔人才，以取代之前易出現士族壟斷、受賄現象的人才推舉制度。隋唐之前的人才選拔主要依靠世襲和推舉，人們想要當官，除了刻苦讀書，還要拉攏關系，這種現象從根源上滋生了腐敗，若一位官員從為官之前就有腐敗的思想和行為，那在為官之后只會變本加厲，危害社會。

科舉制度從考試內容上看，儒家思想滲透在每個讀書人的心中，從思想上增強學子廉政的價值觀，從而規范行為；從考試資格上看，科舉打通上層與下層普通人的階梯，就算是官員子弟應試，也有相關的回避制度來避免舞弊案的發生。當然，1300年的科舉史中也出現了多次科場舞弊案，但是我們也看到了統治者對腐敗行為嚴厲的處罰、絕不縱容的決心。只能說再嚴格的制度也無法克制住權利和金錢的誘惑，總有人會鋌而走險。從考試過程中看，嚴格的入場搜檢、內簾、外簾等一系列對試卷謹慎的處理方式等，都體現著科舉考試的公平公正，讓學子在一個公正的環境下考試可以使他們自覺規范自己的行為。

三、古代廉政文化對當今社會的啟示

千百年來，百姓對清明政治和清官廉吏的呼喚，幾乎貫穿了一部中華文明史，國家的長治久安離不開廉政措施。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是最好的老師。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民族創造了獨樹一幟的燦爛文化，積累了豐富的治國理政經驗，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會發展進步的成功經驗，也有衰亂之世社會動蕩的深刻教訓。”我們應以史為鑒，建設好當代的廉政文化，助力中華民族復興。